猎云网注：即使口号震天，鸡血满满，最终能穿越周期、节奏和情绪的障碍获得成功的，仍然还会是万中选一。在面对危机和恐慌时，每个人都会沮丧和悲观，然后产生犹豫和退却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：没经历过严酷考验的信仰，又怎能称得上是信仰？文章来源：远川研究所（ID：caijingyanjiu），作者：戴老板，支持：远川研究宏观组。

1994年，在华尔街上班不久的沈南鹏从美国到香港出差，在飞机上，他捡起一本《Time》杂志，翻到一篇名叫“The Making of An Economic Giant”（经济巨人的诞生）的文章，里面把90年代的中国描绘成蜜糖之地，这让在国外待了6年的沈南鹏大为触动，萌发了回国的想法。

就在同一年，河南驻马店文科状元张磊刚从人大毕业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国企五矿集团，整天搭绿皮火车去偏远省份给公司收购矿山资产。1997年，张磊决定去美国深造，申请的就是沈南鹏毕业的耶鲁管理学院，十年后，他成为耶鲁建校300多年来唯一的一位中国校董。

沈南鹏94年决定回国后，第一站选择了雷曼香港，后来又跳去德意志银行，主要工作就是帮内地企业发债、并购和上市，白天在酒桌上觥筹交错，晚上回酒店做模型写材料。1998年，感受到互联网行业正在急剧升温的沈南鹏决定回上海创业，而张磊那会儿则刚去耶鲁报到没多久。

1999年春节过后，沈南鹏跟同为上海交大毕业的梁建章等人一起成立了携程，又搞定了IDG的章苏阳和软银的石明春，拿到数额不菲的美元融资，用了不到5年就把公司带到了纳斯达克，并在此期间成立了之后也顺利上市的如家。两次成功创业，为沈南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和声望。

比沈南鹏小五岁的张磊，此时正凭着略带河南口音的英语在耶鲁校园里闯荡。1999年，他申请到了耶鲁投资办公室的实习，并得到了投资大师David Swensen的言传身教，形成了扎实的基本面研究和价值投资风格。这对一个未来以投资为职业的年轻学生来说，是一个世界级的梦幻开头。

两个人沿着各自的轨迹开始加速，而此时的中国也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狂飙。2001年加入WTO之后，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定价体系下迅速绽放，城镇化和科技化更是全面提速，催生出无数企业家和创业公司。目睹这些浪潮的沈南鹏和张磊，都有了“成立自己Fund，参与这个时代”的想法。

于是在2005年，两个耶鲁毕业生成功在国内投资领域会师，一个创办了高瓴资本，一个成立了红杉中国基金，十几年后，他们将分别登顶。

01

高瓴其实不是张磊的第一次创业，而是第二次。

1999年底，互联网浪潮席卷全球，还差三个月毕业的张磊按捺不住创业冲动。拿到了导师为他保留一年学位的许可后[1]，他便回到北京，跟两个同学创办了一家叫做中华创业网（SinoBIT）的公司，号称中国首家创业投资门户网站，简单说就是披着36氪的外壳，做着FA的生意。

公司于2000年2月28日正式成立，并在北京长城饭店举办了盛大的发布会，很快就吸引来了1000多份商业计划书。在一篇报道中，SinoBIT完成第一单只用了10天：收到申请的第2天便给了反馈，第8天就对接到了投资人，第9天签约，第10天资金到账，的确是互联网速度。

第一单的创业团队来自深圳，主营业务是网络即时通讯，在报道中被称为“中国的ICQ”，创始人姓马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公司名字叫文赛，而不叫腾讯。

互联网泡沫破灭后，SinoBIT的业务显然无法维持，张磊只能继续回到美国读书。毕业之后，他先去了一家做新兴市场投资的机构担任基金经理，然后又出任纽约证券交易所（NYSE）驻中国的首席代表。不过显然，这种光鲜的高级打工者的身份，并不是张磊的梦想。

2005年，他创办高瓴，而做多中国，是张磊新公司的slogan。在路演时，张磊提的口号就是[3]：“中国正在崛起，高速火车正在驶离车站，请立即上车！”他向投资者兜售的不是一个行业和赛道的故事，而一个国家的故事， “重仓中国，重仓未来”是他展示给投资者的策略。

显然在他眼里，“中国就是未来”。

回到2005年，中国的速度有目共睹，但真正相信国内能诞生伟大科技公司的人凤毛麟角，信念强大者如任正非，当年都差点儿把华为卖掉。押注中国的创新，无论是沈南鹏像那样“买下了半个中国互联网”，还是张磊那种扑上去“一投到底”的打法，都需要信念甚至信仰。

这种信念，也给了两人丰厚的回报。在《福布斯》的“全球最佳创投人”榜单中，沈南鹏已连续两年位居榜首，旗下红杉中国管理超过2000亿人民币；而高瓴的规模更是超过了5000亿人民币，旗舰基金年化回报达到40%，成为中国乃至全球资本市场上最卓越的投资机构之一。

两家公司一个重速度，强调投风口、买赛道，一个重前瞻，学院派、强调研究驱动，均已开宗立派，自成体系。

小马哥曾这样评价沈南鹏和他的红杉中国：“腾讯过去也做了数百亿美元的投资，基本上每一个项目都会看到沈南鹏的团队已经在一两年前进去了。” 另一方面，很多投资机构在覆盖某些刚进入视野的行业时，往往会绝望地发现“高瓴无处不在”，甚至“把行业都捋过一遍了”[4]。

这两人在圈外的知名度不高，不过他们仍然会登上大众新闻的版面。比如2016年《欢乐颂》中，靳东扮演的大佬谭宗明据传就以沈南鹏为原型，并引发猜测：谭宗明在剧中亲密关怀的安迪（刘涛饰演），在现实中到底是谁？而且有意思的是，在2019年靳东主演的另一部热播剧《精英律师》中，他直接说出了“高瓴”这样的台词。

娱乐圈对投资其实没概念，按照《欢乐颂》里刘涛展现的金融水平，沈南鹏要是这等挑人水准，红杉中国恐怕早清盘好几次了。

02

张磊在2010年给母校耶鲁捐了888万美元，一时引起轰动（其实同年他还给母校人民大学也做了捐赠，但关心的人不多）。不过，他不是给耶鲁捐钱最多的中国人，捐的最多的，是跟耶鲁八竿子打不着的潘石屹。

2014年，潘石屹夫妇向哈佛大学捐了1500万美元，3个月之后又向耶鲁捐赠了1000万美元。根据两人的口径，这笔捐款主要“用于在哈佛读书的中国贫困大学生”，只有家庭年收入低于6.5万人民币的学生才可以申请。很显然，这番说辞并不能阻挡中文互联网上滔天的讽刺。

甚至一名耶鲁二年级学生也在Yale Daily News上撰文质疑[5]，“我很难相信这笔钱不能更好地花在其他地方，或者以对低收入中国学生更有利的方式。”在2015年，潘石屹做客《金星秀》被揪住穷追猛打，尴尬的样子，像极了高晓松被王利芬问到美国绿卡时的那个瞬间。

企业家有处置自己资产的自由，旁人无权置喙，而且慈善这种事情，也不该套用“厚此薄彼”的标准，更何况潘石屹在国内公益方面的投入并不少。但有趣的是，潘石屹这些年展示给公众的画风，总是一副“挥手自兹去”的感觉，而且几乎从不掩饰，连样子都懒得做。

在连续出售资产，并大手笔海外并购多年后，最近SOHO中国又传出整体打包40亿美元卖给黑石的传闻。而除了一些心不在焉的官样回复，潘石屹似乎毫不关心别人的看法。要知道，连“成功”抵达的贾跃亭都还在卖力地向故乡人民表演梦想，潘老师却把意图写在脸上。

不过潘石屹的路人皆知，比起几年前盛行的“资产美元化，负债人民币化”的操作来说，还是小巫见大巫了。

所谓“资产美元化，负债人民币化”，字面意思就是“在国内借钱，在国外买资产”，但这种模式背后往往有更诛心的初衷：充分利用阶段性的资产高估，如地产和股市，以被高估的资产价格为锚（而不是现金流能力），套取巨额的债务资金，然后用跨国并购的方式转移到海外。

而一旦国内的资产价格遭遇波动，这些抵押物就变成可以随时放弃的鸡肋，负债和坏账留给冤大头的金融机构，境内的一切都与它们无关，而国外的资产则大都是现金流良好的酒店、院线、俱乐部或商业楼宇，二代们接起班来也方便。这比人肉搬家的效率显然高得多。

前两年，把卖给工薪阶层普通老百姓的保险，换成稀缺地段的华尔道夫酒店，或者把创业板200倍估值套出来的现金，换成美国所谓的“研发中心”，在投资和实业圈里俨然是一种时髦。在2018年，这头哭喊着质押爆仓、那头享受着海滩别墅的上市公司老板，数量不少。

以前，潘石屹喜欢给媒体讲励志故事，其中高频出现的一个故事发生在1987年，准备创业的他变卖家当辞职南下深圳，身上只有80多块钱。当时深圳是特区，进去需要办理“边防证”，潘石屹没办证，就不得不先花 50块钱请人带路，在铁丝网下面找了一个洞，偷偷爬了进去。

三四十年过去了，中国已经天翻地覆，但在很多人的心里，仍然有那么一张想要绕过去的网。

03

中国的企业家和投资人，是站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一群人。但他们仍然容易犯三个错误：把节奏问题当结构问题、把周期问题当趋势问题、把局部问题当普遍问题。

首先，把节奏问题当结构问题。节奏是事物发生的轻重缓急，结构是事物发生的根本机理。比如毛衣战对中国科技行业的打压，本质上是一个节奏问题，对于中国攻克高端产业这件事来说，只会放缓它实现的节奏，但不会改变它背后的结构（全球最大市场+最大人才梯队）。

但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。大多数的企业家和投资人，在岁月静好的阶段，也看好中国的未来，但往往被节奏的变化甚至反复所吓坏，错把节奏问题当成结构问题，经济一放缓就大呼小叫，产业一挫折就悲观沮丧，环境一变化就收拾细软，忽视了那些不易改变的结构优势。

其次，把周期问题当趋势问题。经济有周期，行业有周期，货币有周期，政策有周期，甚至投资人的情绪也会有周期，但很多人无法区分短期困境到底是一个周期问题，还是一个趋势问题。货币的开闸和关闸，政策的收紧和放松，情绪的低落和高涨，都会扭曲他们的想法和操作。

有个在某股票社区做运营的朋友，他统计过一个很有趣的结论：股市连涨三个月，正能量帖子最多，股市连跌三个月，负能量就爆棚，需要连夜加班审帖。后来他发现，不光是他的论坛有这个现象，微博和朋友圈也都一样：只要能挣钱，什么都好说，反之就谁也不爱。

最后，把局部问题当普遍问题。喜欢用自己隶属的群体来表征大环境，高估自己的重要性，低估他们视野之外群体的存在和权重，是一个普遍问题。很多人分不清这片土地的基本盘，到底是那些在一线城市焦虑的精英中产，还是五环外认同并赞赏民族复兴的普通老百姓。

喜欢用自己来代表别人，是人性固有的弱点。在一线城市群体把持话语权的媒体世界里，人们对“本科率只有4%”表示惊叹、对“10亿人没坐过飞机”感到新奇，对谁在购买拼多多上那些廉价商品感到不理解……很自然的，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关注点，误认为是全民的关注点。

在这三个错误的交织下，投资群体逐步演化成三种人：多头、空头和滑头。多头能够分清什么是投资的主要矛盾，什么是投资的次要矛盾，坚定看好中国人的能力，愿意为中国优秀企业家的愿景和梦想开出巨额支票，他们的勇气和执着，自然也会得到时代丰厚的奖赏。

无论是多头空头还是滑头，都是自己的选择，只要在合法范畴内，可以被归类，但不能被指责。当然，回过头来看，Long China其实是过去二十年全球最好的投资策略，无论是前十年的重化工业创富潮，还是后十年的科技互联网创富潮，中国的机遇之多，难觅对手。

在不同的选择下，有人身价倍涨，有人黯然离场，有人焦虑彷徨。

04

2008年10月16号，巴菲特在《纽约时报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题目叫做Buy American I AM，中文翻译就是“我正在买入美国”。

当时正是金融危机最严峻的时候，巴菲特意在提振信心，在文章中，他用简练的文笔写道：“20世纪，美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、代价高昂的军事冲突、Great Depression、无数的不景气和金融恐慌、石油危机、流感时疫、总统辞职等。然而道琼斯指数从66点涨到了11497。”

坚定做多美国向来是巴菲特身上的一个标签。有意思的是，前段时间我帮一位正在募资的朋友修改路演材料，他PPT的标题本来是“坚定看多中国未来，长期配置核心资产”，后来在路演前却临时改掉。我问为什么，他颓然地说：渠道经理觉得太红，客户会心生反感。

我感到一阵无语，何以至此呢？而在他路演完两个月后，反倒是中国投资人推崇的芒格在2020年Daily Journal股东大会上直截了当地对提问者说：“世界上最强大的公司不在美国，中国的公司更强大，增长更快，我对它们有投资，而你们没有，我是对的，而你错了。”

外人比自己更敢于表达，真是件咄咄怪事。其实无论做多大洋彼岸的哪一头，本质上都是一种投资信仰。

所谓投资信仰，就是超脱于理性和感性之外，在研究和分析无法拿捏的迷雾时刻，从灵魂深处射来的那道强光，给你一种形而上学的指引，让你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。张磊说“追求内心的宁静”，这就像克尔凯郭尔说的：“你怎样信仰，你就怎样生活。”

而站在现在的时间点，一个老问题同样需要新答案：在疫情后的时代，历史驶向无人之境，你是否愿意坚定看多并重仓中国？

无论是多头、空头还是滑头，都有自己的答案和选择。但在坚定看多中国的投资人眼里，尽管外部环境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，内部也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，但做多中国仍然有无数理由：庞大的人才红利、巨大的内需市场，以及更重要的——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。

无论是坚持价值投资还是买赛道，具有坚定的信念是张磊和沈南鹏的共同点，也是成就了他们光辉业绩的核心。在今天，坚定看多中国的阵营变大了许多，理由也变多了：有的纯粹是既往经验，有的纯粹是年轻没包袱，有的来自全球对比下的研究，也有的来自民族主义的热忱。

但即使口号震天，鸡血满满，最终能穿越周期、节奏和情绪的障碍获得成功的，仍然还会是万中选一。在面对危机和恐慌时，每个人都会沮丧和悲观，然后产生犹豫和退却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：没经历过严酷考验的信仰，又怎能称得上是信仰？

有真正信仰的人，才能看清未来的方向，就像张磊说的：“在中国做投资，不适合意志薄弱的人。” 但这句话的适用范围，又何止是投资？

参考资料：

[1]. 三驾马车闹GM，继东，中外企业家，2000年

[2]. 企业融资成功案例，华东科技，2000年

[3]. 遇见大咖，中央电视台，2018年

[4]. 高瓴是怎样炼成的, 36氪，2019年

[5]. A well-intentioned mistake，Yale Daily News, 2014年